发布日期：2024-10-04 08:25 点击次数：92
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责任”主题训导，以新鲜面庞理财中华东谈主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现推出“爱国情 奋发志”系列故事，敷陈北大医学师生胸怀大爱、袭取厚谈，扎根东谈主民、奉献故国的家国情感黑丝 写真。
本期故事的主东谈主公是中国现代著明医史学家和医史训导家、北京大学医学东谈主文体院程之范。
程之范教授倾心教学，努力探索医学史教学的主旨与关节，积极编写医学史教材，拓展医学史研究生训导，荒诞培养医学史师资力量，在国表里医学交流中积极推动中国的医学史研究。程之范教授在北医就业半个多世纪，为北医医史教研室的发展壮大倾心起劲，为北京大学“双一流”成立作念出了超卓的孝敬，为中国的医学史职业奉献了毕生心血。
北医医史学科创建于1946年，是我的老诚、也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华文部西宾过医学史课程的李涛先生来北医后组建的。1948岁首，我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前夜，来到医史学科作念实习生。1950年毕业后，我留在医史学科就业，并逐渐运转承担教学就业。1956年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前身）成立，李涛先生调至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任主任。从那时起，我运转全面负责北医医史学科的多样就业，直到2002年退休。在我与北医医史教研室共度的岁月里，马堪温、阮芳赋、宋之琪、高铭暄、刘久茹、邢淑丽，这些老共事或已退休，或已离世。时光流逝，岁月铭刻。我视北医医史学科为家，医史的就业最病笃，医史的事情最病笃。
铭刻资格
北医1950级学生合影（1948年10月摄于北大病院入院部，后排右5为程之范，左5为王赤心）
1946年，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学习。在行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时候，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先生，给在校学生作念了一次学术薪金，题目是“伟大的医学家巴斯德”，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规划医学史实质的薪金。
我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华医学会。1950年8月，我以会员身份参加了原中法大学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世界医学大会，亲耳凝听李济深、茅盾、傅连暲等相通的薪金，令我物是东谈主非。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天然科学史研究所尚未成立，但一经运转组织学术行为了。其时，我和北医医史教研室的李涛先生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竺可桢教授组织的“科学史小组会”。这个小组每两个月召开1次组会，规划规划科学史的问题，直到其后中国科学院天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科学史小组会的行为也就天然罢手了。1952年，我有契机到中南海怀仁堂，亲耳凝听周恩来总理给大学教师作念的“想想修订动员薪金”。薪金时期长达3个多小时，因为其时周总理的躯壳不太好，是以讲话中间，总理休息了少顷。我清亮地铭刻，总理就在薪金席上吃了两块点心，然后络续作念薪金。周总理的薪金意味深长，使其时照旧年青教师的我毕生铭刻。
1956年，我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抓的“中国天然科学史第一次学术规划会”，并在大会作念了“梅毒病历史”的薪金。会议期间，我与其时的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夫东谈主）就中医战术问题进行了交流参议。李德一齐长颠倒矜重此次会议，为期一周的会期，她每天都按时参加会议。会后，我和参会者再次有契机到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颠倒幸运地坐到周总理的对面。如斯近距离地听周总理讲话，使我铭心镂骨，周总理讲话时的情景于今仍然百里挑一在目。每当猜想这件事情，我都会回顾起周总理炯炯有神的眼神，我一世再莫得见过第二东谈主有这么心思的眼神。
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翻新”期间，北医停课，世界九行八业都堕入停滞气象。在这场动乱大难中，许多学者和教授都阴错阳差地卷入其中，以致受到负担和蹂躏，他们或被批斗，或被下放到“办事干校”。我十分行运，是北医唯独莫得被下放的教师，而且还有幸到北大病院中医科，随从老中医崔绍缙学习中医。其后我还独处出中医门诊，默契了许多病东谈主。因为后果可以，好多病东谈主历久找我给他们看病，我也在实验中汲引了对故国传统医学的刚硬水平。
天水在线文化大翻新期间，许多东谈主的学术生涯因此而荒野，关联词我却恰巧相悖，充分愚弄这段时期，系统地学习故国传统医学，而且还与中医科医师共同编写了中医学教材。这段资格为我其后从事医学史教学和中西医学比拟史研究打下了讲求的基础。天然我在上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西医学，但却用自己的资格了解到故国传统医学的真理。我颠倒艳羡在北大病院中医科的学习和就业契机，碰到躯壳不舒心的时候，我就我方开中药顾惜，还泛泛给亲一又开中药方，后果可以。
篡改敞开后，1978年3月18日，我有幸参加了世界科学大会。便是在此次大会上，邓小平作念了“科学技巧是第一世产力”的病笃薪金。
教学就业最病笃
程之范教授（中）与2位博士生甄橙（左）、张大庆（右）合影
我担任北医医史教研室主任后，一直把教学就业看得颠倒病笃，可以说是就业的重中之重，是就业中的头等大事。医学史教学与医学专科课不同，医学史课程打扰易被学生矜重。
关于刚刚入职的年青教师，我都是从严条目，切身指导。1993年，甄橙入职北医医史教研室。其时，北医的师资十分枯竭，为了培养年青教师约略赶早尽职地登上讲台，我泉源条目她全程随从我听课。其时我天然一经70多岁，却还在教学第一线，而且其时的医学史课程被安排在学生下临床后的第一学期，因此我要奔波于北大病院、东谈主民病院、北医三院三个不同的教学区。其时在北医的校园里，一经鲜有70岁的老教授还给本科生讲课。因为医史学科的脱落性，在中国的高档医学院校很少有医史学科的建制，而像北医这么，不但建立了独处的医史学科，而且还坚抓把医史课程看成必修课程开设，这在中国的高档西病院校是首屈一指的，约略取得这么的收获，是一件颠倒打扰易的事情。
多年的教学实验和探索，使我刚硬到医学史是一门学科，能使学生了解医学的发展国法。医学史天然是讲曩昔的事，但了解曩昔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前，并料想翌日的医学发展标的。医学史是一门病笃的医学表面课，看成高档医学院校的医学生，不成只学医学技巧，要有医学史知识。是以我与校相通推敲，觉得医学史课程教学最佳安排在医学基础课程驱散之后学习。天然奔波于不同的病院去上课，对老诚来说比拟艰难，但是对学生来说是受益的，因此我天然是古稀老东谈主，但依然坚抓到附属病院去上医学史课。
我不仅矜重培养后生教师，强调按照医学的发展国法安排医学史教学，而且我很珍视完善医学史课程的教学关节。我觉得约略用纯果真教学眩惑学生，是对医学史教师的严峻检修。每次下课驱散前，来自学生的掌声，是学生对我讲课后果的最佳评价。我的讲课体式颠倒独到，讲课提纲用“大字报”来书写。所谓“大字报”，便是把讲课提纲写在1米见方的白纸上，上课时想办法将其吊挂在黑板中央。
20世纪90年代初，电脑在中国尚未普及，多媒体讲课神气心事，约略称得上现代化的教学技能泛泛便是上课时给学生放幻灯片，或者放投影胶片，比拟先进的技能便是课前与电教中心规划，给学生播放与教学规划的摄像带。我讲课使用的“大字报”，翰墨天然未几，但却是我悉心详细记忆的教学要点。我努力使讲课言语幽默诙谐，使学生们大肆上课，无须记好多条记，却可以把上课的实质牢记。旷日遥远，逐渐酿成了我方的讲课作风。
自从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一直从事医学史教学和研究就业，真实总共摆脱后在北医学习的本科学生都听过我的《医学史》课。《医学史》课程天然学时少，又非医学校的要点课，20世纪60年代初的“贫乏时期”一度还被改为非必修课，但由于我认真备课，不断更新教学实质，改进教学关节，使医史课在每一届毕业生心中都留住了深化的哀悼。由于教学孝敬杰出，1992年9月我被授予“北京医科大学桃李奖”，这是北医为奖赏优秀教师的教学功绩而确立的最高成就奖。
我担任北医医史教研室主任期间，历久把医学史看成培养医学生东谈主文教悔的病笃技能，因此北医医学史的教学和科研牢牢围绕这一中枢，我积极率领年青老诚撰写教学论文《医学史与医学院校的教悔训导》、《加强医学史训导、宣传辩证唯物倡导》，强调医学史训导的病笃性，使在单方面追求医学技巧的年代里，显著医学史的病笃背负和责任，使医学史学科成为培养学生医学东谈主文教养的病笃构成部分。
在我的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北医医史教研室赢得批准，成为医学史专科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点。20世纪90年代，我为北医医史学专科博士学位授予点的成立积极奔波。功夫不负有心东谈主，经过不断地努力，终于使北医成为世界西病院校中唯独的医学史专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关于医学史这么的边际学科，约略请求到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都是十分打扰易的事情。特出是在请求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历程中，我凭借多年的学术功底，得到吴阶平、吴英恺等老一辈医学民众的信任和尊重，在他们的荒诞相沿下，终于获获到手。
赢得了医学史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意味着北医医史教研室不仅要承担本科生的医学史教学任务，同期肩负着培养高水平医史学东谈主才的任务。
在研究生教学方面，我觉得应该严格与宽松兼顾。我的硕士研究生尹银亮入学后，我发现他对医学史学科并不是很适当，尤其不适于讲课，反而很心爱作念医学的科学实验研究。我莫得免强尹银亮坚抓作念医学史研究，而是在指导他完成硕士论文的同期，荧惑他坚抓我方的兴趣，并匡助他到北医关连学科学习。尹银亮莫得亏负我的期许，到手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死活一火学专科博士研究生，博士阶段学习驱散后，又先后到瑞典和好意思国作念博士后研究，后应聘到香港科技大学。在我看来，对学生的顺水推舟是研究生导师的背负。
我对研究生的选拔颠倒严格，天然博士点的赢得十拿九稳，但我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至80岁退休，只精挑细选培养了两名博士生。
我颠倒关心中西医问题，在我看来研究中西医问题上应该坚抓两个基本不雅点：其一，承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的；其二，当前的医学，岂论是西医学照旧中医学，相干于其他天然科学来说照旧比拟鲁钝的，由此注定中西医比拟研究的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此，我故意撰文，倡议关心中西医学史比拟研究，并将其看成北医医史教研室的研究标的之一。是以，我的两位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分歧为“中西医学伦理学史比拟研究”，和“18世纪中西医学比拟研究”。
编写出合乎中国国情的医学史教材
医学史看成一个学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谢世界畛域内兴起的，20世纪以后逐渐完成了其体制化的学科成立历程，但是在中国，它还属于身处边际的小学科，20世纪30年代才运转有中国粹者从事医学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医学院校鲜有医学史教学机构，其时唯有北京协和医学院开设过医学史课程。从医学史的教学实质和教学神气上来说，都很欠缺。我自踏入医学史专科以后，运转蕴蓄素材和教训，力争在北医的平台上，率领医史同谈编写出合乎中国国情的医学史教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关系友好，中国的一切成立，包括训导都效仿苏联，医学史教学亦然一样。于是我组织东谈主员，翻译了苏联医史学家彼得罗夫的《医学史》，由东谈主民卫生出书社于1957年出书。我从编写里面印刷的《世界医学史课本》运转，在1990年终于编写出第一册合乎我国医学史教学使用的教材《简明医学史》。这本教材天然篇幅不大，但要点杰出，详略妥当，颠倒合乎课业任务艰巨的医学院学生使用。也曾有北医的学生，一经从学校毕业了，其后回到学校购买此书。
为了适当20世纪的时期需求，我决定充实医学史教材的实质。凭据50余年的教学教训，弃取世界医学史、中国医学史、近百年医学史三段式编排关节，悉心挑选医学史插图，编写了近36万字的《中外医学史》，受到学生们的接待。
为了扶携后学，在2000年教材重版历程中，我担任主编，让教研室的年青教师作念副主编，荧惑年青教师花更多元气心灵参加到教学就业中。我觉得只淌若对教研室发展成心的事情，就应该积极推动履行。匡助年青教师汲引教学水平，匡助他们缠绵好专科标的，是我看成又名老教师应该作念的事情。
看成教研室主任，我深知教研室是一个集体，要想让集体有凝华力，必须把民众合作起来。关于北医医史教研室来说，紧要任务是培养后备力量。我通常申饬年青教师，医史学科要生计，教师必须把课程讲好，因为医学史课程的性质，与剖解课、生理课、生化课等课程不一样，更与临床技巧课不同，关于医学史这么的医学东谈主文课程必须依靠教师的教学魔力来眩惑学生，使其知谈医史学的病笃性。因此医学史的教师任务更艰巨，必须炼就过硬的教学基本功。训导年青教师一定要好奇医学史职业，而且故意撰文，增强东谈主们对医学史的病笃性的交融。
我不仅对北医医史教研室的老诚这么条目，对训练教师也提倡不异的条目。许多院校的年青教师完成北医医史教研室的训练后，传承了北医医学史的教学精神，回到各自的学校后积极开展了医学史教学行为。
铭刻资格
由于我国世界医学史的研究尚处于低级阶段，我一方面坚抓亲临教学第一线，一方面积极向中国粹者先容西方的医学史著述，并对经典的医学史著述作念评介，研究是匡助中国粹者有研究性地弃取阅读。天然付出好多办事，但补充了医学史教学需要的素材，使好多医学史的华文译著约略在中国问世，带动了中国的世界医学史研究。在无数翻译就业的基础上，自主性的医学史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
1989年3月北京医科大学批准成立“北京医科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的文献
20世纪50年代，我来到北京大学玄学系训练，得到著明玄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夸赞。他称我是课堂里唯独学过医学的学生。我坚抓把玄学与医学史谄媚起来，初度提倡医学史研究要分为三个档次：低层，历史事实的解说、描写；中层，将事实规划、分析、归纳；高层，用玄学分析史学。这一刚硬使我国现代的医学史研究上前迈进了一步。为了增多北医医史教研室的影响力，1989年我在医学史教研室的基础上，聘用关连临床病院的大众参与，成立了“北京医科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医史中心”），我担任中心首届主任。此中心的成立，不仅是中国高档西病院校中第一个故意的医史学研究机构，更病笃的谈理是通过搭建这么的研究平台，鼓励中国的世界医学史研究水平。
医史中心成立后，以医史中心为依托，开展了多个大型的研究技俩。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卷·医学史》的编写就业，我不仅把北医医史教研室的教师纳入到研究就业中，而且发动医史中心的力量，动员医史中心的临床大众共同参与，集体开会规划，给民众作念了合理的单干，1993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书社到手出书。1998年我参加编写《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基础医学》，由上海科学技巧出书社出书，此书成为医学史专科的病笃器用书。《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的编撰就业是由著明中医学家邓铁涛教授和我共同主抓的另一个广大工程。我率领北医医史教研室的合座教师，聚集医史中心的规划大众，倾力参加此项就业。谄媚每个东谈主的专科配景和特长，尤其为教研室的共事，宋之琪、覃卓明、张大庆、甄橙各自分拨了任务，邵丹作念了好多规划就业，让民众把此项科研任务看成集体就业来完成，按时督促检查，2000年此书由北京东谈主民卫生出书社到手出书，广受好评，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病笃著述。
2000年，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归并。2001年12月15日，北京医科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改名为“北京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我与韩启德院士共同担任中心名誉主任。以坚实的医学史教学为基础，以严谨的医学史科研为能源，二者双向促进，推升北医医史教研室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是我的愿望。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是著明的中国科学史家，对中国医学史颇有研究，屡次窥察中国。1957年李约瑟博士再次来到中国，但愿拜访李涛先生。因为李涛先生其时已患中风，是以由我接待，我与李约瑟博士探讨了医学史研究的关连问题。当得知我正在进行规划盖仑（Galen,公元2世纪东谈主，古罗马著明医学家）的研究时，李约瑟博士颠倒欢腾，与我饶有意思地探讨了盖仑与中国的关系。篡改敞开以前，中国粹者与海外学者之间的交流比拟有限。1979年，加拿大医史学家贝斯（D. G. Bates）来北医窥察，我负责接待。来访前一天，我专程到贝斯教授下榻的北京饭馆拜访。贝斯教授原来猜想北医作念一些医学史薪金，准备的演讲题目是一些医学史学问，如血液轮回是怎样发现的，血压计是怎样发明的，听诊器是怎样发明的等等，但是次日他来到北医后，发现我正在组织翻译百万字世界医史名著《卡氏医学史》。贝斯对此颠倒诧异，他莫得猜想中国粹者的医学史知识一经达到如斯水平，是以贝斯临时改变了演讲题目，改为先容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藏书楼与医学史藏书。其后贝斯还将他窥察北医医史教研室的情况撰文在国际著明的医史杂志，好意思国《医史通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上发表,产生了很好的国际影响。
1981年参加东西方比拟国际医学史研讨会（前排左4为程之范，左5为日本医史学会会长小川鼎三）
篡改敞开不久，1981年我应邀到日本参加“东西方比拟国际医学史研讨会”。雷同这么的国际会议在今天看来已不稀有，但在其时却是谨慎的契机。我认真进行了准备，从历史的角度作了“中国医学训导的发展”的大会薪金，与会学者反响激烈。我还把中国的医学史研究情况向列国粹者作念了先容，让世界同业了解到北医医史教研室，及中国粹者的医学史研究。
服务社会
2011年程之范（中）与著明医史学家傅维康（左）、李经纬（右）合影
跟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公众对东谈主文历史知识也越来越需要了解，《百家讲坛》等电视栏目收到公众的好评。我感受到医学史不仅要向医学生教授医学的历史，也有背负让更多的庶民了解医学的发展历程。我通过《健康报》、《健康时报》、《中国卫生画报》等报刊积极宣传医学史知识，同期也荧惑教研室教师多向公众宣传医学史。
2003年SARS倏得莅临。在爆发初期，当医学大众尚不知谈如何应答的时候，北医医史教研室承担了向公众先容东谈主类顺服传染病历史的任务，老诚们积极参加关连册本的编撰和影视节研究录制就业。我受聘医学照管人，率领年青教师，与中国科技馆合作，完成了大型科普展览“顺服夭厉之路”的文稿创作，2003年5月该展览在中国科学技巧馆到手展出，世界东谈主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方伟岗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在社会突发事件的危急时刻显露出医学史的作用和价值，并约略彰显出北医医史就业者的社会背负，我感到很孤高。医史教研室的教师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抗疫史话》节研究录制，在世界36家省市电视台播出，并由中央电视台国际频谈向全球播出，在SARS流行的颠倒时期，证明了颠倒好的宣布道育后果。
中西医学论战是中国近百年医学史上不可闪避的话题，于今仍然莫得驱散。2006年我给与香港凤凰卫视“凤凰大视线”栏研究记者采访，参与录制“百年中医”节目，力主西医不是完全的科学医学，中医需要接收线路的不雅点。在中西医问题上，显露出医史学家的立场和不雅点。
2002年，我年近81岁，天然恬逸告别了北医医史教研室，也远隔了三尺讲台，但是我的心永远与北医医史教研室牢牢连结。时期在发展，学科在越过，但愿北医医史教研室同仁不断造就，使北医医史教研室不仅在中国保抓率先地位，而且向世界高水平的医学史研究看王人，为中国的医史学职业络续孝敬力量。
（起原/医学部离退休处、北京大学医学东谈主文体院 文/2011年程之范教授90岁诞辰敷陈，甄橙记载撰写 图/由大众提供 统稿/徐璐）